知青丨黄为忻：从上海到云南，一次改变一生的远行

Original: 黄为忻新三届 2019-06-06

老编的话：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。本号开辟的“知青”栏目，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，期待您的支持。本号对知青朋友“不堪回首”或“青春无悔”的争论不持立场，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，供大家回忆、再现、追思、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。

作者简介

1969年在云南

黄为忻，银行家及金融学者，荷兰ERASMUS大学经济学博士，上海财大MA，日本国际大学MA，九十年代初起二十多年，在荷兰任职于荷兰银行(ex-Foritsbank), Rabo bank, 任新兴市场主管，贸易和大宗商品金融主管。最近著作有：Institutional Banking for Emerging Markets ( John Wily &Sons 2007)， Principles and Practiceof Commodity Finance ( Euromoney 2015). 译作全球银行学，为国内许多院校使用。兼任韦伯斯特大学金融学教授，莱顿大学亚太经济研究中心、马斯特里赫管理学院等特聘教授。

原题

在那遥远的小山村

我在打听着一个叫“临沧” 的地方。

在云南，那里是目前飞机可以达到的最远的一个城市。我要从那里再乘车去猛库那赛。那一带，西汉时被称为“哀牢”。

询问过许多人，要想知道更多的信息。得到的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,“你为什么要去那里?“

云南，彩云之南，无疑是一个旅游胜地。打开许多旅游网站，你可以看到关于西双版纳，丽江，大理，香格里拉等介绍和广告，铺天盖地。但没有临沧，没有猛库，没有那赛。

是的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我为什么要去那里？

人生有些日子是要被永远记住的，因为它的特殊。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，就是这样的日子。那一天，我离开了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上海，乘火车出发，换汽车，换马车，四月一日，经临沧，猛库，到那赛——这个我至今梦牵魂绕的地方，开始了我的人生大学，或称之为“插队落户”。

一年多的生活在人生的长河中，无论如何是短短的一瞬间，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么难忘，以至于重访旧地成为我离开这世界前要实现的遗愿清单上的一项。

我想，我们感怀故乡，从来不仅仅是因为那是出生的地方。我们感怀的，是在故乡里流淌的童年和青春。而正是在那个叫猛库，那赛的地方，曾经流淌过我的青春。

随着时间的过去，出生的故乡也许再也不适合我了。就算老了，我恐怕也不会回去定居。我和这个城市相遇，然后分开，带着一些恨，也带着一些爱。然后和它各自成长。这，就是整个故事。

远行

那些年，城市里的大街上常有插队落户宣传车呼啸而过，很有些像今天台湾日本竞选时的宣传车，高音喇叭，伴随着鼓乐声，听起来分外凄凉，像是出殡。

城市青年奔赴穷乡僻壤，抵抗无疑是难免的。那些日日夜夜里，学生们东躲西藏，想一阵风过，还可以留在城市里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站在街角，忽然听到广播里传来人民日报的社论“我们都有一双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”，以及最高领袖的最高指示：“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......”

我心里一紧，随冬夜的寒风往家赶。像许多人一样，我在那一刻明白，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是我的宿命。

差不多没有什么抵抗，我就报了名。我选择了云南，那个葫芦丝声响起的地方。是的，我能够留在上海吗？留在上海我又能做什么？

初作决定时还有些浪漫，脑海里浮现的是高尔基的 “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”但细细一想，海角天涯，独对油灯，星月皎洁，明河在天，四无人声。这是怎么一种情景啊。

在准备远行的日子里，母亲教我如何煮饭，烧菜，如何缝被子。当看到她转身悄悄抹去眼角的泪花，我心中的悲凉是无名的。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，我也无法选择什么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远行的人可以特许买到一些生活用品，例如蚊帐，例如毯子。行李托运是慷慨的。我思忖带什么书走：一本英语《灵格风》课本，一本泰戈尔的《飞鸟集》，让它们陪伴我度过那莫名的岁月。还有一本英语简写本的基度山恩仇记《炼狱》，主人公挖地不止，终见阳光，让我折服。这些书本跟我辗转许多地方。后来的人生证明，这些书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
出发

三月四日是一个很快的日子。我终于要对这个城市说，我要走了。

那一天，当时称为“上海北站”的火车站，似乎比平时拥挤及热闹。大喇叭里播送的是“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”的歌。那一首歌，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，成为我和其他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。其中的一些人，后来早早离开人世。在天堂里听到这个旋律，会有怎么样的感慨呢？

在火车站台上，送行的人们在交谈着，好像平时送别友人一般。直到悍厉的汽笛“呜”的一声响起，那铮铮的铁轮冒着热风开始滚动，顷刻间，车上和车下送行的人一下子明白过来，这一次非同寻常的远行已经不可抗拒的到来了。

对一些人，这是与这个城市的生离死别。

那一刹那到来时，送行的哭嚎声撕裂般响起。最难忘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，几十年了，在我印象里还异常明晰：她无望地追奔着驶去的列车，好像要把列车拉回来，风，吹起她的白发，不知列车上远行的是她孙子还是孙女。她哭倒在站台上，被两个年轻的拉住。直到今天，脑海里她撕心裂肝的样子，如电影中插入的黑白片段，愈发鲜明。我想起古诗描述：“车辚辚，马啸啸，行人弓箭各在腰，耶娘妻子走相送，尘埃不见咸阳桥，牵衣顿足阑道哭，哭声直上千云霄......”

不知火车司机是心生悲情还是故意，或许他也有亲人在车上，那绿皮列车是缓缓地，缓缓地驶出这个城市。不过，它毕竟没有停住脚步，把年轻无奈的生命带向那未知的远方......

驶出上海后，列车上寂静下来。欢送时的高谈阔论，一概以沉思代之。一站又一站的火车停留，那些没有到过的城市，平时会使年轻人雀跃，现如今，列车上乘客心思都不在那里，因为这次，这次是一次改变一生的远行。

入夜，躺下来的我，耳边是火车的隆隆声。我知道我离出生的城市越来越远了。我怎么都睡不着。倒不是离开故乡的惆怅，也不是或者还没有对未来的“策划”。空白，默默的空白是当时最好的描述。

火车上有时会传来年轻孩子入睡时候的梦呓。护送我们的工宣队员在火车车厢间缓步巡视，在检查着，是否每个人都乖乖地盖了被子。有时，会给调皮的孩子把踢开的被子拉上，多么温暖，多么和蔼可亲。可几天之后，也是这些和蔼可亲的工宣队员，在一个叫 “读书铺”的地方，会对这些孩子中的几个扇耳光。我诧异了：第一次看到人生中有这么快的变脸。

到达

我们是三月四日离开上海，到达最终的生产队是四月一日。前后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。这，当然是路途崎岖，交通不便。当时火车能够到达的是广通，铁路尽处是公路，在广通，我们转换汽车。汽车开到没有公路的地方就换马车。直到山脚底下，只有随马驮着行李，徒步爬上山顶上的村寨。

后来想起来，这一段路慢慢地走，也许是故意：让你慢慢地一路走来，接受最终目的地的贫瘠。这，应该叫“地差” --从现代文明到刀耕火种的“地差”。

是的，尽管我们有了许许多多最坏的打算，当我们的生产队长，以后日子的养育和照看我们的人，来到山脚下，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微笑着欢迎我们，我们还是诧异和吃惊了。在城市青年的眼光里，用“衣衫褴褛”来形容，是远远不够的。黑裤黑衫，用稻草搓起的裤腰带上，别着一杆烟斗。双脚赤露，沾满一路走来的山泥。其实，我们自己后来很快就明白了，山路崎岖，对山里人来说，穿鞋是怎样一种奢侈。

他握紧我们的手，眼睛里闪烁着山里人的善良，以及对我们的好奇，好像我们来自两个星球。但他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。

我们的到来，是山里第一次。也是最后一次。云南临沧县志：“四月一日，上海知青二百九十九人到达临沧。”

在初到目的地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在公社办“学习班”。学习最高领袖的语录，我们惊讶的是， “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......”这些最常念的语录，被“忙时吃干，闲时吃稀......”等代替。无论文化革命的文斗武斗，这段语录，我们从来都没有听到过。也记不清小小红宝书上哪里有这么一段话。我们心里嘀咕，那一定不是好兆头。

果然没有多久，我们很快领悟了，这人世间，没有比吃饱更幸福的事情了。

公社坐落在一条街上。名字是“猛库”。知青开玩笑说，“猛库，猛苦，猛地苦起来”。虽然小，那时的地图上，却已经可以找到这个名字。现在，更是因为稀世珍宝“冰茶”的产地而名声远扬。那时候，这一条街上，每五天有一次赶集，赶集，倒是一景：汉族，拉牯族，傣族，佤族，各地各民族，五光十色，都会赶来，是以货换货，以钱换货的好时节。当时，还流通全国粮票，知青常在赶集时用来换取生活品。

街上还有几处我们难以忘怀的地方。一是邮电局，据说现在还在那里。当时，那里可以领到远方家里寄来的，带着温情，象征着希望的邮包和信件。二是茶叶初制所。我们从山上下来，可以在这里歇脚，并喝到免费放着供试喝的，先苦后甜的大叶茶。一说这是普洱茶的原版。我却联想不起来这两者茶味的相似之处。十年后我去昆明，特意买了猛库的普洱茶，却再没有当年那种香味和回甜了。

公社的食堂当年曾是我们幸福的源泉，只要象征性地付一份饭费，你可以吃到你倒下为止。当然要去公社有事办才是吃饭的理由。在公社食堂吃饭，与后来星级宾馆的自助餐，大可一比。虽然你几乎没有多少菜可以选择，而且，黑头苍蝇，像轰炸机那样嗡嗡地盘旋，不召即来，挥之不去，而且，厕所就在几尺之遥。可是，这些都顾不得了，“吃饱”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。几回回，我们在山上实在太饿，分配的粮食不足以糊口，我们会徒步行走几十里的山路，到公社食堂去吃“自助餐”，连夜再摸黑赶回山上去。确实，有几次我们吃得太饱，真的不能迈步，要消化许久，才可以上路。

我后来完全明白哲学家所说，幸福有无数种定义，其实只是一种情景与另一种情景的对比！我的狼吞虎咽，就是那时养成的，陪伴我至今。后来在银行任职，经过多次礼仪培训，收敛不少，至少没有吸溜吸溜的发出声音，但有时用餐，每每看到食物没有吃完，就想要吃光盘 – 那就是因为我那时饿过而养成的惯性！

务农

四月一日，响着铃铛的马帮驮着我们的行李，一行五人，终于到达了山上的那赛，安顿下来。这里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最终归宿。

我们到达时，专门给我们用作厨房的房子还没有盖好。所谓房子，无非是在木夹板中剁红泥，夯实在了再把木板撤去，倒也冬暖夏凉，避风避雨是没有问题，据说还可以防地震。我们自己住的是一间类似竹楼的房子，下面住牛，上面住人，和平共处。本来是作仓库用，特意让出来，加一个新建的厨房，给我们五个人住。返工归来，躺在床上，有时，可以听到下面牛的呼呼喘息声，我们高兴时会引吭高歌，也是牛歌唱晚，人兽同声。

在山里，村民聚处一起，称为寨子。我们住的是高处，老乡称“上寨”。沿着石级路，通向一口水井，是我们饮水，烧饭，洗衣的水源。我们住的房间，打开窗户，可以眺望远山。有一次雨后初晴，放工归来，豁然听到铃铛时。我打开窗户，看到一队过路的马帮，驮着盐巴和其他东西，拾级而上。马帮的铃铛和马蹄击打石板声音，打碎了山村的静穆，远山衬托着如血的夕阳,雨后山里格外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,脑海里不由自主浮起泰戈尔的诗句：“静静地坐吧，我的心，不要扬起你的尘土。让世界自己寻路向你走来”，心中会涌起莫名的感动，对生命，对自然。

因为好像有无数的时日在前面，年轻的生命是丰沛的，可以化解许多苦难。因为与大自然贴近，又让年轻的生命注入欣喜。

我们很快就开始了早出晚归的务农生活。

常常是生产队长带着我们，穿过林间小道，去一个个山头。在参天的森林中行走，闻着林间散发的松脂气味与青草的幽香，而在一个山头上可以对着另一个山头吆喝：“啊，老李......”似乎物理书上从没有描述和解释过，声音为什么可以传得这么远。那真是WIFI。

云南的山地多有梯田，我们的劳作也在那里展开。满身溅满泥巴已早就顾不得了。连满腿爬的蚂蝗也不再去拍打，因为，我们明显赶不上其他农民的速度。

山里的人是淳朴的，看到这一般情景，就常常把我们和妇女归在一队。但很快，我们必须承担男劳力的活计。在林间搬运砍伐下来的树木，是一个大活。常常有七八个劳力，一起吆喝着前进。“一，二，三，走几步啊...”用这种吆喝来协调八个汉子的脚步。这时节，如有一个人偷懒，不仅给别人带来额外的负担，而且，因为重量的倾斜，在悬崖边上，还有生命的危险。

最重的活，就是直接当牛使：因为山区的贫乏，春耕农忙时，梯田的地，让现有的牛来耕，往往不够使。于是，年轻的劳力就直接来背犁了。我们知青受到照顾，两个人当一头牛。我后来看到一幅油画，叫“背纤”，画的是长江上背纤的纤夫。那一幅画，使我想起当年的“背犁”。

体力上的付出，在当年好像并不是十分困难。从远处看，苦难还有些诗意。只是歇工回来，怎么一个“饿”字了得。常常打开箱子，看到带来的肥皂，书籍，恨不得都变成米饭，民以食为天啊。

其实，“米饭”绝对是奢侈。“菜，瓜”与饭混合是常态。在第一年里，我们还有政府提供的三十斤米。羡慕死山里的村民。在城市里，这三十斤可以维持，但重体力，不见油，就不行了。吃饱，就是一个挑战。于是，我们经常向往山脚下的公社食堂。

有一次，我们去山脚挑粮，到山脚猛库，在公社食堂饱吃一顿。一下子不能行走，到天黑时才能起步。天色已晚，行到中间，已是明色当空。林间行走，正好借助月光。明月夜，短松岗，我们五人约定，如有虎豹来袭，一定要一齐用扁担搏斗，以求自救。其实都是一厢情愿和天真。不说是虎豹，就是野猪来袭，不是血肉之躯可以抵挡，都会作鸟兽散，各自逃命。虎豹野狼其实不是经常出没，蛇倒是见得更多。有一种叫“七步倒”的蛇，如果遭遇，被咬一口，很快就死亡，村民都屡屡警告过我们。

那天的林间夜行，并没有发生意外。我们接近目的地时,已经后半夜了。看到夜空下山路上，黑嶅嶅的山寨周围，蹦跳着闪烁的松脂火把，是队长让山寨里的人都出来，点着火把，到处找我们呢！我们心里升起一丝丝温暖！队长看到我们归来,松了一口气，警告我们夜行山路的危险，还讲了有几个老乡林中命丧黄泉的故事。那些故事，队长讲得绘声绘色。

那一夜，明月当头，山里的夜空，无数的星星闪烁着明亮的眼睛，有好多年，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好月色，这样的好星星！

农闲

山村入夜，会变得寂静。寨子里偶尔会听到几声狗叫，或者大木门重重的开和关的声音，是谁家的主妇迎接着夜归人。

因为没有电灯，歇工之后，忙完家务，山里人就无事可做，围在家家都有，用三角铁架支起，燃烧柴火的“火塘” 边，抽着呼呼作响的水烟，天南地北的聊天。说天南地北，其实也不对，因为许多人一辈子都在寨子里，连县城里都没有去过。有当过兵的，外面归来的人，就算是见多识广的人。他们常常会来我们这里串门子。他们会叙述着他们的所见所闻，有许多与我们的所知有交集，他们会畅怀大笑。火塘里温暖透亮的炉火，映衬着他们的脸庞，透着红光。

有一次，大队会计来我们这里做客，还给我们看过一把三寸左右的匕首。那匕首看起来很普通，但至少刺死过三个土匪。亲眼见到杀过人的匕首，对我们是第一次。

在那寂静遥远的小山村里，这些都是我们美丽的时光，像深山夜空里闪闪发光的星星。

但山村的夜晚，并不总是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”那般平静安宁。常常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某某家的猪被豹子吃掉。更有时候，民兵队长会来急急地敲门，问我们有没有见过一个越狱的逃犯，要我们务必不要给陌生人开门。

还有些时候，山里的夜空会窜起雪亮的信号弹。队长对我们说，那是国民党（不像是今天和民进党竞选的那个）匪帮残部空投“有毒”奶粉及传单，要我们千万不要靠近，由民兵包围空投的山间，把它们销毁。

我们没有看到过空投的奶粉，于是也就没有看到“有毒”奶粉的销毁。

物资生活是匮乏的。整天不穿鞋，只有下了工之后，洗过脚，才把鞋子穿上。带来的牙刷用得差不多了，剪去一层再用。米饭从来不是干的。有时下工回来饿得不行，连现煮都等不及，于是想出法子来，把米淘好放在热水瓶里。早上出去，晚上收工，就是现成的粥了，美哉！

茶叶是当地生产的。那年月，我们喝的是一种“烤茶”，很香很浓的。是茶叶放在茶杯子里，茶杯放在火塘里。等茶叶变得火烫，然后用水浇下去，直到听得哧哧响起，茶就可以喝了。那滋味，先是苦，然后返甜。

香烟那时是奢侈品。村民多抽一种水烟。把烟叶放在烟筒嘴口，吸的时候，通过烟筒的水管，那烟筒，看起来是图画里的鸦片烟枪。

山民们告诉我们，当地以前还真的种过鸦片。一大片一大片的。还挑着粪水上肥呢。是后来禁种了。但他们都语焉不详，因为看到了我们的诧异：我们来到了曾经种过鸦片的地方！！

想象当中，当满山遍野的罂粟花一齐盛开时，这小山村一定会比莫奈的“罂粟花”里画的更漂亮！

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是我们的生活。有刮风下雨，便是我们的假日。假日常常是写信度过的。或者躺在床上冥想。有时大雨滂沱，我们干脆跑到雨中，让雨淋个透。年轻的生命浸淫在大自然中，也有无比的欢愉。

没有书可以读，除了自己带的。村里识字的人也不多，连纸片也很难找到。这倒也有好处，我带来的几本书都会反反复复的阅读，去打发那无边的寂寞。人在书的诱惑里倘佯，与粗砾的生活渐渐远离，归复到被书激发的梦想中，会为之沉醉。我后来赖以谋生的两项专技，外语和经济学，都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。我带的那本灵格风课本有五十课，我每天背诵一课，周而复始，让我牢牢地记住了许多口语常用句子。我深信外语是通向外面世界的一个窗户。

经济学则完全是偶然。我在一次上街的时候，街上人家晒玉米的篾盘上，放着一本“政治经济学”教科书，大概准备包玉米用。看到我有兴趣，主人就示意我拿去，送给了我。我兴奋无比，回去就读，还做了笔记。商品，商品的价值，劳动的剩余价值等，也是在那时候植入我的脑海中，成为我以后上大学前的第一课。有时我会遐想：如果当时送给我的是“解剖学概论”，或者，“中医入门”，我会不会以后学医呢？我不知道。

毕竟是年轻，日复一日的生活，没有能阻隔我们对山外面的世界的好奇。每几天一次的赶街，是我们心向往之。但除非请假，没有理由是不可以去那里的，尽管来回有三十多里山路，要赤脚行走。

所谓“赶集”，无非在小镇的一条街上，以物换物。大多是食品，鸡蛋，玉米等。鱼是没有的，但有鸡。在这里，第一次看到“鸡蛋串着卖”，和书上介绍的云南一样。

赶集，我们常去的当然是离我们最近的猛库。但不久，我们就想去更远的地方。正好到了雨季，我们需要斗笠避雨，而当地猛库供销社商店没有斗笠。我和另一个同伴就决定去一个叫博尚的地方。

我们早早出发。因为有很长的路，又从来没有去过。

想到要穿过人迹稀少的森林，我们就格外激动。那时候，翻山越林的路，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。走得渴了，喝一口泉水。走得饿了，就敲敲老乡的门，用全国粮票，换一些填饥的东西，无非是瓜菜饭，烤玉米等。虽然素不相识，但民风淳朴，他们都倾囊相待我们这些不速之客。我们对这种“游走”生活很满意。

一连几个小时在不见人烟的山里行走，也有令人担心的时刻。在森林里，很长时候都不见亮光，你就会紧张起来，怕迷了路，走不出去。有时候，行走在山路上，身前身后，一条大蛇夺路窜行，让你浑身汗毛竖起，却不敢喊叫。或者，会突然看到老鹰拍打翅膀，在你头上呼哨而过，地上留下一具腐烂的尸体。旁边一丛山梅，红，却凄惨。这时候，你会觉得生命在意外面前的脆弱。年轻的生命会直面人生最沉重的生和死的命题。

柳暗花明的是看到一只蹦跳的山羊，我们的心就会放下来，因为，有羊，人就不远了。当又见到冉冉升起的炊烟时，我们就会欣喜无比，赶快安顿下来。走下去也许又有几十里不见人烟了。

那一次，我们就这样找到了目的地，买到了斗笠。我们找到当地知青，在那里歇了一个晚上。这样可以白天赶路回去。等到返回村寨，还在兴奋之中，村里的放牛娃急匆匆的来告诉我们，今晚要开会，“批斗”我们，可能要绑起来。

我们完全意外，不知道错在何处。但见平时的左邻右舍，见了我们不说话了。我甚至想象自己被捆绑上台的情景。

夜幕降临，晚饭后就集结到生产队的会议室，那其实是一个堆放木头的地方，黑黑的，只有松火明脂的亮闪。

没有人捆绑我，但队长确实一脸严肃，宣布今天开会没有其他事，就是要帮助两个知青，因为他们出走外地。然后就开始朗读最高领袖的语录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。我马上明白了问题所在。便领读“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“ 也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队长没有料到这样一招，竟憨憨地笑了起来，说 “散会”。后来才知道，在边疆，出村要村长批，出公社，要公社批，出县，要县里批。

我们到达云南时，曾经在湍急的澜沧江上（游泳是枉费心机）看到边卡哨所，严格把关，检查通行证。后来在知青中流传甚广的一个故事，讲的一个知青后来要回上海，没有通行证，想搭乘油罐车，人躲在空油罐里，可以蒙混过关。到了澜沧江哨口，司机不得不把油罐的盖关起来，这样可以防止被发现。谁知那一天哨所怎么耽搁了一下，过得关时，打开盖子，那知青已闷死在油罐里，他到底没能回家，命丧黄泉。

还有知青千方百计地过了澜沧江，到逃票搭火车时，遇到列车员例行检查车票，逃到厕所里。又怕列车员再追到厕所查被发现，就翻出厕所窗口。哪知道火车急急地行驶，他再也翻不回厕所，碾死在滚滚火车轮下。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这块土地上。

思念

四十多年时间飞一样地过去了。

插队落户的年代已经渐行渐远，但年代的久远反而让渐显渐映的场景刻骨铭心。

在早春的梯田里拉犁，在盛夏的雨中用巴蕉叶挡雨，在斑斓的秋山中采食野桃，在冬日的夜晚小学操场上等待”跑片未到”的电影, 走几十里雪路去抬木头或去赶集, 春夏秋冬，那些情景永远储藏进记忆中。

好多年以后，我出差去了一次缅甸，这个毗邻云南的国家。那一次，我踏上缅甸的土地，闻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气味，对云南的思念突然向我袭来。

这么多年了，不知村里的泉井还在吗？那口井给了全寨子的人清冽的泉水，我们用来烧饭，洗衣。忘不了的还有那井边的欢歌笑语！

不知寨里的小操场还在吗？那操场上来来往往，已经有多少代山里的孩子在这里成长。从这里走出去的那些孩子，也许在南方哪个城市打工，也许有几个成了叱咤风云的商界大佬。每天升起国旗的时候，孩子们又有新的一天的功课在等着他们，他们要在这里扬起生命的风帆。

我们的小屋一定不在了。这么多风风雨雨，这么多变迁！但愿用作我们小屋围栏的石头还留下几许，他们见证过我们甜酸苦辣的蹉跎岁月。

那遥远的小山村啊！

那火塘，那背篓，那砍刀，还有那不召即来，挥之不去的苍蝇，那山里的晨雾，月夜的篝火，还有那先苦后甜的猛库茶！

像有首歌唱的: 我一定会回来，越过那一片大海。那年我离开，像一片云彩，单单的漂向天外，风拉着我的衣带，像阿妈慈母情怀......傻傻的执着未来，痴迷在天外的色彩 ......

听说有一个上海知青，离开云南后在商界打拼。四十多年后，固然肥马轻裘，衣食不愁。不过，眼见满头青丝变白发，觉得人世间总还有些牵挂。自己还可以走动，忽然想起是时候应该去那遥远的小山村看一看了。于是把妻子儿子安顿去美国玩，特意选定四月一日，当年到达的日子，只身打探，一路摸到自己的小山村来。

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

本来看看转转，照几张照片，留个念想，也就满足了。毕竟这么多年，谁知道有多少当时的人还在人世呢。没想到的是，一进村，居然有人叫出他的名字。消息传开去，村里的人涌来，邀他留宿在村里。那天晚上，村里的人，认识他的，还有父母认识他的，还有不认识他的，每家出一道菜，欢迎他的到来。不再是松脂火把，不再是火塘篝火，因为寨里有电灯了。

虽然在商场上灯红酒绿，见过无数山珍海味，却没有料想到这样的场面,恍如前世今生。那知青，当年是个小青年，如今俨然是个老长辈。当酒杯频频举起，话说当年时，老知青禁不住老泪纵横，竟失声大哭起来。不知流泪是为那无情流逝的青春韶华，为自己和山里人的命运跌宕起伏，还是为那些当年一起砍柴喂马，而今却天人永隔的伙伴，感叹生死难猜。或则，流泪为的是，在这穷乡僻壤里,在暮色青春中，最终找到的天地间的真情大爱？

我有时会有奇怪的念想，默默地问自己，当年那些命丧在这片土地上知青的梦魂，会游荡在那如今已然五光十色的大上海，还是在彩云之南，那葫芦声响起的地方？

谁能告诉我呢？

有些心绪，有些旅程，有些时刻，有些幸福，只有花知晓。

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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